我一个人思念

在去年12月9号的Nature杂志上，我意外的读到了一篇讲述Dalai Lama如何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寻求平衡的文章：Buddhism on the brain (Nature 432, 670; 2004)，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尽管我们发现世界上很多宗教领袖们都在如何处理好宗教和科学关系上发生争执，但无疑，Dalai Lama是一个意外。他对于科学发展有巨大的热情，尤其在神经科学方面。因为专门受过高强度训练的僧侣们在坐禅的过程中，思维的高度集中是和某种大脑神经系统的特殊活动分不开的。当被问及‘What if neuroscience comes up with information that directly contradicts Buddhist philosophy?’时，Dalai的回答是‘Then we would have to change the philosophy to match the science’.

我个人对于科学和宗教之争的映像还停留在加里略的欧洲中世纪，实际上这种错误的认识存在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身上。在当今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即便如罗马教皇保罗二世乐观的认为，尽管科学和宗教是两个不同领域的知识，但这两个领域并不相互敌对，相反，他们是有联系的。然而，争论却并没有停止，最新的论战集中在干细胞研究（stem cell research）上。

如果从这个意义出发，Dalai Lama对科学的态度无疑是值得推崇的。当然，前提是，Nature的这篇文章不带有任何的政治色彩。但，谁又知道呢？上一期的Nature还在津津有味地讨论政治和科学的关系呢（Nature 431, 617;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