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思念

对每个人来说，我们时代的巴黎，就是他的巴黎，比起帝国时代来，也许今天就更是如此。
            —— 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

曾被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赞誉为“十九世纪首都”的巴黎，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旧以慑人心魄的历史魅力，凝聚着人们对这座城市如梦又如幻的爱恋与向往。

然而，当世人纷纷帖上本雅明的标签，以都市漫游人（flâneur）的姿态流连于那些散发着破败气息的旧区街角，痴迷于帝国殿堂前的班驳石道与雕像，深以为自己倒退回老欧洲文明的秩序中心时，这本书的作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却将巴黎称为现代性的首都，并将其现代性的演变，推演至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

巴黎，究竟是旧欧洲的象征，还是现代都会的典范？

1848年12月，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利用当时军人和农民对拿破仑近乎迷信的崇拜心理，在总统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胜。1851年12月2日，他发动政变，在“皇帝万岁”（Vive l’empereur）的呐喊声中建立起法兰西第二帝国，翌年自封为帝，史称拿破仑三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拿破仑三世登基后的首要政策就是发动巴黎大改造。这位在本雅明眼中“受到命运眷顾而踌躇满志的人”，在整治巴黎的蓝图下雄心壮志，甚至多次亲临市政厅公开演讲，强调“我们将开辟新的道路，并且改善人口密集区和光线缺乏的问题，我们让阳光照射到全城每个角落，正如同真理之光启迪我们的心智一般。”

拿破仑三世的巴黎大改造不无道理，因为此时期的巴黎，还是一座人口稠密、乌烟瘴气的中古城市，毫无耀眼而骄傲的帝国荣光。特别是在经历过几度革命和动荡之后，整个城市一贫如洗，显得疲惫而老旧，社会治安败坏，公共卫生也岌岌可危，排水系统又非常简陋，一旦下雨，路面立刻积水。而刚刚经历革命的巴黎市民，因饥饿、失业、过度劳动而向往着新的秩序与富裕。另外一层更为关键的动力，则是逼仄狭窄的街道和蜿蜒缠绕的环状路网，极易成为街头示威及起义时设置路障的天然壁垒。因此在拿破仑三世的计划里，改造的一个潜在目标，就是拓扩宽敞笔直的道路以使入城镇压市民起义的马队通行无阻，也便于炮击，因为“炮弹不懂得右转弯。”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场脱胎换骨的惊人转变开始在巴黎上演，而主导并执行这场大戏的，就是大卫•哈维笔下的灵魂人物——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生于1809年的奥斯曼，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巴黎人，在被拿破仑三世这个“伯乐”发掘之前，他还仅仅是名巴黎市警察局长。1853年，拿破仑三世将奥斯曼招至身边，任命他为塞纳省（Seine département）行政长官（préfet），负责改造并重建巴黎的重任。

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之下，奥斯曼毫无阻碍地圈占被改造地区的商业用地，推倒传统居住区，将大批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小业主逐往郊区，并将拿破仑三世眼里那些街垒战和造反温床的核心地带，进行了彻底的都市空间改写。从1853年起到1870年第二帝国终结，巴黎共拆除了2万多栋建筑，修建了总长137公里的数条林荫大道（包括奥斯曼大道，这些两侧栽植了高大成片树木的大道成为日后世界所有首都和大都市道路建设的楷模）、总面积达2000多公顷的公园和九座横跨塞纳河的桥梁，3200盏瓦斯灯彻夜照亮着新建的主干道，不久，这样的灯泡又照亮了连接卢浮宫与各个住宅区的街道。经过奥斯曼的大刀阔斧，一个以大凯旋门为中心，贯穿东西南北的大型道路轴线以及两圈由内环路和外环路组成的环形道路系统落成，并由此奠定了现代巴黎交通的基本格局。

奥斯曼在改造巴黎的城市面貌之外，还对城市的辅助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为巴黎遗留下一副完整的现代都市骨骼。巴黎的排水污染问题一向令人棘手，为此，奥斯曼铺装了800公里长的给水管和500公里长的排水道，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供水和排污、排水系统。1854年，奥斯曼又在市中心建设中央大菜场，成为当时整个欧洲地区独一无二的大型城市中央菜场，几乎满足了整个巴黎市区的蔬菜、水果、副食和肉类的供应，与此同时，总计570匹马拉动的公交马车也相继投入使用，城市公共交通得到改善。在他的领导下，巴黎还兴建了许多公共建筑，包括新的图书馆、法兰西美术学院，以及著名的巴黎歌剧院；大量的百货店、时装屋、餐馆和娱乐场所纷纷落成，一并形塑出今日巴黎独特的城市氛围。

奥斯曼巴黎城市改造的效果无疑是惊人的，根据意大利建筑学家本奈沃洛（Leonardo Benevolo）在《西方现代建筑史》（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中的记载：“在同一时期内，巴黎的人口从120万，几乎增长到200万；同时巴黎拆毁了约2.7万所旧住宅，新建了10万所新住宅；法国公民的平均收入约从2500法郎增加到5000法郎，巴黎社区的收入从20万法郎增加到200万法郎。”在数字的背后，巴黎脱胎换骨，从一个中世纪风貌的城镇，蜕变为一个现代都市，就像本奈沃洛所指出的：“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在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整个城市当中，一个技术和行政管理的综合规定第一次通盘形成并付诸实施。”

然而，虽然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是一项脱离中世纪风貌以实践现代城市理念的空间创举，但那种对旧巴黎毁灭性的拆毁却一直被后人所诟病。本雅明就抱怨过，认为奥斯曼的改建工程在巴黎人看来只是“拿破仑帝国主义的一个纪念碑”；流亡在外的雨果被问及是否怀念巴黎时，更是宣称“巴黎只是个概念”，除此之外，这个城市不过是一堆“利佛里大街（Rue de Rivoli），而我向来憎恶利佛里大街。”而在不少当代城市建筑师和历史学家（特别是法国的历史学家）看来，奥斯曼无疑是“粗暴地折断了巴黎历史”的郐子手。在他大刀式地挥砍之下，巴黎城市的多样性被迅速摧毁，社会结构遭到破坏，贫穷区域和富裕区域也被彻底的分化。

不过，批评和指责之外，就连本雅明也不得不承认，奥斯曼的改建工程“使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奥斯曼出现的时间点，正是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历史当口。政治力配合着资产阶级利益，使得商业经济成为了城市的驱动力量。那些本意用来镇压暴动与骚乱的大马路，成为了展示资本的绝好地点。许多风雅的店面得以容身，琳琅满目的商品被煞有介事地摆放在明亮的橱窗里，原本匆匆路过的行人摇身一变、晋身为悠闲游逛的顾客，其结果，现代大众消费文化悄然兴起。

在这里，巴黎的变身过程，就是哈维所谓的“空间关系的转变”。在哈维看来，奥斯曼所主导的城市外在形态改造只是巴黎走向全面现代性的一个诱因，而真正的内因，乃是这些改变所带来的崭新的社会物质与社会影响。巴黎的新空间透过国家、金融资本与土地利益的重新分配，导致生产与劳动状况发生变化，从而诞生出新兴市场与消费主义。新的共同体与意识形态就此逐渐形成，并塑造出一个与旧巴黎断裂的新巴黎。

例如，在奥斯曼强迫巴黎走入现代之前，在文学领域有浪漫主义诗人与小说家，如谬塞、拉马丁、乔治桑，之后则是严谨、精简而洗练的散文与诗歌，如福娄拜与波德莱尔。改造之前，整个社会盛行的是乌托邦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后则是现实的管理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前只有小作坊或店铺沿着弯曲狭小的街区巷弄开张，之后宽阔的大马路旁出现了巨大的百货公司与流行名品店，每家店面都有橱窗陈列商品，外面也有瓦斯灯照亮路面；之前所谓的制造业者只是散步各处的纯手工业者，之后绝大部分手工业则被机械或现代工作所取代；甚至，在奥斯曼动手改造之初，运水人在巴黎还是个十分重要的职业，但到了1870年，随着地下水道的完全铺设和自来水的普及，运水人几乎完全消失。

“所谓历史，就是一个时代从另一个时代中发现的、值得关注的东西”，文艺复兴时期的瑞士艺术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如是说。从这层意义出发，哈维不仅指出了巴黎何以成为巴黎，更是在巴黎与现代性的辨证纠葛中，为我们认识现代性之都，如纽约、东京、香港，乃至上海和北京的城市改造与影响，提供了比照的重要视角。

《巴黎，现代性之都》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著 黄煜文译
群学出版社（台湾） 2007年5月版
页416 台币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