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思念

回归十年，香港人心态的最大变化，反映在与内地的关系和对内地的重新认识之上。当年曾自负地讥笑内地人是“阿灿”的香港人，今天却要用“港灿”来自谑，真是“世道变了，人心也变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大东电报局曾有一个广告，由一个西装笔挺的成功男士，以权威姿态向着观众解说：香港充满朝气、欣欣向荣，以国际金融中心的身份，把东西方的息讯汇聚集散。这个时期香港经济的成功转型与腾飞，让香港迅速发展成为一座举世瞩目的国际化大都会，香港人也因此个个如广告片中的成功男士一般，滋生出一种盲目自大的优越感，尤其在相对贫穷落后的内地人面前，这种优越感就会成倍放大，“表叔”、“阿灿”、“灿哥”、“灿妹”等嘲笑性用语，就构成这一时期香港人对内地人的集中印象与认识。

“表叔”的说法源自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那经典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中，李铁梅唱道：“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这位“表叔”于是进了港人编撰的粤语词典，以其“没有大事不登门”的形象，演变为一种大陆外派驻香港中资机构人员的文化符号；“阿灿”比起“表叔”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用途之广，有如香港人称外国人为“鬼佬”，称印度人为“阿差”，和称菲佣为“宾妹”一样。1979年，无线电视连续剧《网中人》在香港热播，一位刚从大陆来到香港的新移民程灿，在电视里笑着说：“我係阿灿呀！我准备返乡下探阿爸阿妈……所以我带一架乐声牌电视机返去，全中国各地一样可以睇。”阿灿在香港陌生文化与环境中种种不协调甚至滑稽的表现，由此被升华为八九十年代内地人愚昧、憨厚、封闭、缺乏修养的代名词。

九七回归之后，“阿灿”与港人正式成为一家，“表叔”登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香港人的优越心态似乎依旧，普通话与粤语更是一度成为落后与发达的文化标签，港式粤语变成一种具有政治霸权意味的强势话语，以至于当我2002年第一次来到香港时，日常生活中只能通过说英语，扮演华人“精英”来隐藏自己的大陆身份。对于这种高高在上的优越心态，一位香港人在报纸上这样描述过：“港人的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简直到了极点。许多在股市里赚大钱的香港热，都认为自己聪明能干，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自大的心理，或者更贴切的说，‘串’！不只是有钱人‘串’，连穷人也一样骄傲，他们看不起更穷的人。到港的内地人，被认为‘阿灿’，港人嫌他们讲华话很麻烦，爱作弄他们。”

但伴随着香港遭遇到的一系列经济重创，特别是2003年前后的SARS袭港、负资产横行、失业率高企，香港经济降到谷底。与此同时，内地经济水平却在时刻高速发展之中，越来越多的内地人通过“自由行计划”涌入香港，挤满铜锣湾、尖沙嘴、旺角的大小商铺，以个人消费带动香港经济增长。以往在内地自以为是大豪客的香港人，今天反而要期望每年一度的国庆黄金周、五一黄金周，抢着做内地人生意。粤语也因此不再成为香港人日常生活交流的唯一语言，普通话的地位愈发受到重视，成为他们必须学习的新技能。到了2007年1月，人民币价值第一次贵过港币，北上消费的香港人忽然发现，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港币再也不吃香了，深圳的出租车司机都开始理直气壮地拒收港币。在巨大的反差面前，香港人不得不感慨句“今时唔同往日”，多年来赖以骄傲的经济优越感再也不复存在，“表叔”、“阿灿”等文化偏见的符号也就此成为历史。

于是，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开始选择北上内地，从深圳、广州到上海、北京，不仅北上消费，也北上工作，甚至定居，就好像当年程灿来到香港一样，看什么都惊叹，以至于要以“港灿”自谑了。仅以定居为例，香港回归前，到内地定居对很多香港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在回归十年后的今天，香港人返回内地生活反而成为大的潮流。根据香港规划署2006年的调查发现，2001年到内地定居的香港人有4.1万，2003年则有6万多，而到了2005年，则增加到9.1万，意即每两年就以几乎50%的速度递增。调查结果还显示，约有39,900个住户约161,100香港人（约占香港居民3%）表示会在未来十年内举家迁至内地居住，居住理由主要是“生活费较低”、“退休”和“居住环境较佳”。当年以“阿灿”贬低人家，如今用“港灿”自我贬抑，真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从“阿灿”到“港灿”，香港人是否已从中获得若干启示，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呢？这并不得而知，但有不少香港人惶惶然，患上边缘化的群体焦虑症，却是这一两年香港人心态变化中的新趋势。

长期以来，香港人的深层心态中，一直没有摆正自己与内地的关系。内地发展滞后，未免歧视；内地急剧发展，则少不了担忧。早几年担心的，还只是上海取代自己的地位，“双城记”的讨论曾一度成为热门。今天，当内地全面发展的时候，香港所担忧的，就不是上海一座城市了，而是整个内地，甚至有一段时间，香港喊出内地好，香港不好的口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港灿”虽说是自我戏谑，却也不可谓不是一种自卑。

其实，跟内地相比较，香港活泼的民间社会、开放的媒体、自由宽松的制度、公共管理上的严谨、对规范和秩序的重视，都使得它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系统，显示出很强的优越性。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2007年1月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报告，更是连续第13年将香港列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根据该报告，香港几乎在全部反映经济自由的指标中获得极佳评分。在10项个别指标中，香港在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及产权保障等4个范畴的评分均居全球首位。因此，香港人大可不必过于悲观，偏颇地认为谁将取代谁。反之，如若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内地建立起良好互动的机制，同时又把香港的命运放在中国发展的大框架之中，才能打造出两地一起灿烂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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