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思念

内地媒体针对这周时代周刊一篇主题文章，做足了宣传文章。我把内地媒体没有报道的自己翻译了出来，请各位看观自己比较。红体为内地媒体没有报道的部分。（自己翻译的，水平有限啊）

新华网北京6月12日电美国《时代》周刊6月7日刊登佐赫•阿卜杜勒贾利姆写的一篇香港回归10年专题文章，题为《晴间有云，1997-2007年》。该文以25页的篇幅评估了香港回归10年的变化，否定了其姊妹杂志《财富》关于回归将令香港“死亡”的预言。

1997年7月1日午夜刚过，在一个璀璨而辛酸的仪式上，香港从一个古老帝国的最后一颗宝石变成了一个新的全球大国的组成部分。面对这座城市从英国移交给中国，香港人民百感交集：为新的开始而高兴；为送别英国人而悲伤；为回归祖国而骄傲，为未来而担忧。如今，根据大多数标准来衡量，香港的情况非常好，但它同时表现出了一种集体的忧虑。随着香港度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个10年，它面临着一系列连锁性的问题，它过去和将来的所有挑战都源于此：我是谁？我想变成什么样子？我能完全成为我想成为的样子吗？我会得到允许吗？

不管结果怎样，香港的未来与中国紧紧相连。一个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极富创业精神，在精神上非常独立。另一个则是这样一个国家：它让封闭已久的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以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让更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尽管它依旧处于威权统治之下，一定程度上法治淡薄，腐败严重。虽然差距很大，但两者互相学习、互相依赖、互相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互相胁迫。北京害怕香港对内地产生民主示范上的恼人影响，而香港则担忧中国限制他们的自由，并且作为污染和疾病的源头，散布到香港。这种潜藏的复杂关系，是另一个让人感到棘手的问题。香港是中国的模板，还是威胁？是香港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香港？香港应该变得更加中国化，还是更加国际化？“香港人在文化意义上作为中国人，不是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香港人依旧首先视他们为香港的中国人，而区别于内地的中国人，”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和翻译系讲座教授张隆溪说，“这是香港的优势，同时也是劣势。”

香港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全球经济重要的驱动器，将中国制造能力的原始力量传送到一个分配消费品的全球体系。这座城市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一个独特的试验，这个试验很可能成功，但也可能失败：在中国境内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化的城市。在从渔村变成现代化都市以来的很短时期内，香港经历了战争、难民潮、瘟疫、旱灾等，反复粉碎灾难预言者的预言，不断重新振作。仅仅在过去10年里，香港就经历了地区金融危机、禽流感、非典、一个无能尽管和蔼的行政长官被迫离职，好几位高层官员因各式各样的丑闻而辞职，还有2003年，超过50万人的大游行，以反对23条立法——一条令一些香港人担心会最后挑起北京成为其一劳永逸强加权威于香港的法律。这座城市的一连串好运常常看起来即将结束。本刊的姊妹杂志《财富》就曾糟糕而错误地预测，香港回归中国会导致其“死亡”。

然而，香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在交接前夕，作为香港健康状况关键晴雨表的股市指数处于创纪录的15200点；今天，股市指数已攀升至21000点附近。地产价格(在很多方面是衡量香港成功与否的最好指标)在交接后曾有所下探，在非典后又再次出现了下跌，但现在，香港的地产价格已经高得惊人。现年80岁、退休后留在香港的前布政司钟逸杰说：“在1997年，事情并未戛然而止，而是仍在继续，这就不同寻常。生活在继续。”

当然，不会如过去一样。在过去的10年，无论是中国还是香港，都没有停滞不前。从前，香港主要的任务是追寻财富，并且迄今这一地方依旧沉迷于金钱。但是，到了香港变得越来越富有的今天，香港已经意识到，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一个民间社会运动已经问世，从污浊的空气（虽然这可能是最清洁的中国城市），到保育旧建筑以帮助穷人。尽管这种变化很受欢迎，给人鼓励，但是它却无法帮助香港解决它真正的挑战：如何界定与中国的关系。这层关系孕育着复杂的情况：仰慕和愤怒，忠诚和不信任，爱和怕。“香港回归中国只实现了一半”，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阎学通说，“香港依旧被看作中国一个很特殊的地区，依旧被看作一个外国的城市。香港只有回归之名，却未有回归之实。”

应该说，香港一直是一个中国城市。即使是在香港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的156年中，它的非中国人口一直都只占十分微小的比例。与其他殖民地不同，香港从未把那几个位于北大西洋中的潮湿岛屿当成自己的祖国，香港一直都有一个自己的、完美的祖国。

然而，中国香港保持了原来的面貌。香港就是香港，它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现代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邓小平在1984年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确立“一国两制”的原则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明智的北京决策者早就意识到，香港人对中国的情感是错综复杂的。如今香港人因属于中国而自豪，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更突出了这种自豪感，但其中也夹杂着谨慎和小心。有许多情感包袱，因此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香港科技大学的戴维•茨威格说：“香港正处于过渡时期，它正进行政治变革的试验，其商界正努力寻找未来，人口统计数据在不断变化，它甚至不知道应该说哪种语言。”

要解决何时使用英语、普通话和广东话（三种语言都很有用、也很重要）就够难的了，但在北京和香港的关系上，最敏感、最有分歧、最棘手的问题却是民主。特别是2003年，SARS和23条立法的那年，一次民主的运动在香港出现，反映出这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自由开放的城市应该配有一个具有代表性和负责任的政府。目前，由60名委员组成的立法会，是由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组成的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行政长官，是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这个小圈子深收大财团的影响，而大财团们又宗教信仰般地相信，深度的民主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导致民粹主义和福利国家，并且激怒中国，而中国正是这些香港大亨做生意的所在。

那些希望维持现状的保守派，和那些希望普选立法会和行政长官的民主派之间的制衡，使政治瘫痪，同时也瘫痪了所有事情，如使经济多样化以解决污染问题。双方在蓝图、数量及期限问题上僵持不下，并且不愿妥协。曾荫权3月在接受时代记者采访时说：“我将会在我的任内完全而彻底地解决普选问题”。但是作为港英时期一名效忠的前公务员，他仍然需要向北京证明他的忠心——不可以推动民主来表忠心。“我们在地理位置上如此接近中国，使得我们无法不影响内地”，前保安局长，现一家智库负责人的叶刘淑仪说，“这就是为什么北京的领导人非常谨慎的原因。”事实上，当曾荫权四月访问北京的时候，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告诉他，在所有事情中，民主需要“循序渐进”地前进。

香港必须审视它的经济前途。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国的一部分，几乎保证它会继续保持繁荣。但是内地既是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内地的新港口吸纳走香港的贸易，其低廉的劳动力带走了就业机会，先前是制造业，如今是服务业，随着中国逐渐放宽投资限制，越来越多的公司将绕开香港，选择直接赴内地投资。

因此，香港需要一个经济应急计划。行政长官曾荫权把纽约和伦敦作为香港的基准。他表示，希望香港至少要成为亚洲的首要金融中心。香港总商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奥瑞尔认为这非常可行，“金融服务是高增值的，并且我们就是从旧金山到法兰克福之间这世界一半的金融服务中心。”但香港面对来自东京和新加坡的严峻挑战，并且两座城市，除了比香港更干净更环保，也在文化上更丰富——这些都是为了提高经济状况而吸引移民的激励性措施。现在的新加坡已经变成一个全球生物科技中心，对研发投入巨额资金，争取学者和学术机构的支持，而香港还在依靠着地产和金融服务等传统的财富来源。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说：“我们不能创新。在建立全球性经济研发中心等方面，我们落后了。”

就新的思路而言，香港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公民社会崛起，但民主发展遇到障碍；经济保持发展，贫富差距仍不断扩大；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空气质量却越来越差；港人的受教育程度提高，而英语水平下降；香港想趁中国发展之机赚钱，同时却竭力维护自己的独特性。并且香港的忧虑同时也是中国自己的。大陆遇到了价值观和身份的危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是中式还是西化，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当中国都感到困惑时，为什么香港就不能？

不过，不要把困惑误认为绝望。事实上，中国的领导人在1997年确实并不知道他们会收回什么，这也是他们要求撤出的英国人保持香港平稳过渡的原因，他们希望继承一种谙熟的东西。中国不期待任何惊喜，一些人相信这仍然是北京现在的态度。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说：“别惹出金融风波，别惹出政治风波，别惹出社会风波，总之，别出乱子。”

这样的评估多少还停留在回归前的思维，现在中国的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善于处世。他们知道，中国自身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地方的发展是静态的。如果有，那才是金融、政治、社会问题聚积的时候，才会真正有麻烦。中国内地和香港都在前进，只是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以平行、融合还是冲撞的方式前进。

香港是一个搏动的生命体，由世界上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们组成。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身份危机与否，香港明白，在这样一个幸运时刻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真的是太走运了！此时此刻，中国内地正变得日益自由和开放，可以给予香港——这个混血的、有点外国风情的孩子可能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机会。经济学家奥瑞尔说：“我看不出香港人有什么理由要感到悲观。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却不受中国规则的限制。还有比这更好的吗？”的确，如果你才10岁，眼前却摆着整个世界，那是怎样一个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