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思念

大概只有在香港，会计考试广告才会做成这样。

前陣子Village Voice刊登了一篇名為The French Are Coming的文章，大幅介紹了兩組近來引起樂界注目的法國團體/歌手。一是不久前放過試聽連結的翻唱樂隊Nouvelle Vague，一是本文主角Keren Ann。

出生於以色列的Keren Ann有著非常不尋常的身世，父親為俄國以色列混血，母親為荷蘭爪哇混血，Keren Ann身上流著四種不同民族的血液。她於荷蘭渡過童年，十一歲搬至巴黎定居，自此開始了歌手生涯。目前Keren Ann旅居於巴黎紐約兩地，好似她分別用法語與英語演唱專輯裡的歌曲。她於紐約的公寓位於小義大利以北，正是新專輯Nolita的取名由來: North of Little Italy。

對Keren Ann來說，Nolita像是一首寫給紐約的詩。她創造了一個名為Alice的人物，透過Alice的雙眼，她探索著傳奇的誕生地Chelsea Hotel的幻滅神話與這座城市的其他風景。你可以從專輯裡的Chelsea Burns與Song of Alice這兩首歌找到Alice的身影（转）。

香港这么小，我还要想着办法学习打高尔夫，内地高校给本科生开设这门课，却有人非要上升到精英教育。那以前打网球还是贵族运动，踢足球还是皇室运动呢。更加荒谬的是，开这么课又不是学校里建设一座高尔夫球场，成本其实并不高，只需要一个模拟的场所就好了，教会一名学生打高尔夫最重要的是前期不断的挥杆练习。

这门课程的开设，相信可以提高这些学习学生的基本素养，知道什么叫做礼仪。

人们津津乐道的香港和上海双城对比，怎么能够少了压力这一环？

上海的压力，来自于如何尽快成为标杆，一举跃升成为东方的曼哈顿。这座城市不仅幻想着恢复当年十里洋场的繁华，甚至还想在和香港、东京、纽约、巴黎的比较中，确立起自己的国际地位。于是，在这样的梦想催生下，整座城市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般飞速前进，可想而知其中司机和乘客的压力有多么巨大。伴随着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上海的经济也开始面临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窘境：楼价升、薪资升、工业原材料价格升，但由于国际竞争的缘故，产品却无法加价。其结果，城市白领们所在企业的成本得不到转移，薪金不升，医疗、教育、房价又接踵而至，再优厚的收入在这“新三座大山”面前，都不过是杯水车薪。

如果说高昂的医疗费与攀升的房价是整个内地城市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很多居住在其他大城市的人们也可以以安稳的心态过上满意的生活，那么上海人所高呼的“干整整五天，睡整整两天”、“我想大哭一场”等减压呐喊，以及各项调查研究所指出的上海人压力指数居于榜首，则更多地出自于上海这座城市独有的浮华浸淫。浮华的意思，一是灯红酒绿、物欲横流；二是浮躁、虚荣、潜意识里有一种野心和欲望在翻腾。上海的浮华，正是将这两层意思纠缠在一起，深印到了上海人的骨子里，外显出来的，就是对小资生活的追求和对中产身份的向往。

从来没有一座城市，会像上海一样，可以不顾自己的焦虑和压力指数多么高企，睡眠和做爱指数多么低企，义无反顾地将一个奢侈、浮华梦进行到底。公司高管、大学教授、时尚新贵成为城市新中产的代言人，在荧屏上、媒体上、广告上被闪烁辉煌地描绘；豪宅、房车、时装、珠宝、晚宴，还有情调，被赋予了极高的想象力，每日每周的不断被朋友、同事、亲戚以艳羡的口吻所谈及。周而复始，从而促使上海人不得不在光鲜的外表背后付出更多的精力，更长的时间去圆梦。然而现实却分外无奈，没有成为中产的，平均3000至6000元的月薪水平，每月有将近一半的收入需还房贷，剩下再一半得做预防性储蓄，以应付突如其来的医疗变故，再剩下的，就得支撑起品位消费的外衣；成为中产的，事业虽蒸蒸日上，身体却每况愈下，再加上很多成功男性不断攀升的“难言之隐”，处处折磨着梦想中理应华丽的生活。“人无压力轻飘飘”，可是上海的压力，却显得几分尴尬，透支着上海人仅有的消费理性，逼使他们在浮躁和追梦中顾此失彼，身心俱疲。

香港的压力，来自于已经成为了标杆，而有人觊觎已久，总是面临着被超越被边缘化的危机。按理说，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的环境使得绝大多数香港人一生的最大压力就是为了一套房子而奋斗。可是事实上，由于政府将制造业成本“内”移，一心发展本土金融产业，同时又通过公共政策解决了医疗、教育等基本福利，加之低税率、高保障，从而使得香港中产阶层获得上升空间，扩张成为社会的大多数，购买一套居住房，实实在在的消费高档品，已经可以承担。因此，香港人的压力，不似上海人那般来自于浮华和虚夸，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前途缺乏自信的担忧。过去香港人最骄傲的方面就是不依赖政府，自谋出路，回归后恰巧遇到金融风暴，泡沫经济出了问题，于是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心态迅速滋生，而政府又加深了对内地资源和扶助的依赖，从依靠内地开放自由行刺激经济起色，即可见一斑。

香港人的压力，就是一种心态。回归九年下来，香港人从对内地极其高傲的心态突然转向非常自卑的心态。近些年来，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港人触动很大。所以，香港人不得不整天检讨香港的出路，要和上海做比较，要和新加坡争高下，还得提防着崛起后的珠三角和自己抢生意，把香港经济压下去了，或者吞并下去了。这些怪心态渐渐在社会蔓延，逐步演化为一种无形的工作压力和社会期许，如果不勤奋、不加速，稍不留神，香港以往的成功就会消失殆尽。

在对待日本这个民族和国家上，如果说内地是反日情绪，台湾是亲日情结，那么香港又是什么呢？

按照道理来说，香港人应该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至深，特别是那些接受港英政府精英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可是翻开香港的报纸，几乎每家主流媒体的娱乐版，天天都会有日本明星的大幅照片和海报，每家主流媒体的广告版，也天天会登出日本旅行团的宣传和推介。今天的香港年轻人，一提起日本明星，便有说不完的话题，他或她的年龄、星座、恋爱史、绯闻史、身高、三围、爱吃什么、演过什么，有的时候这样的热情甚至要超过对本地明星的热爱；铜锣湾世界贸易中心前的一家寿司店，每天无论任何时候，永远站立着众多等候进场的食客；专门售卖日本食品的Citysuper超级市场里永远人山人海，尤其是那些高学历、高收入的城市中产阶级，更是把逛Citysuper视为每日必修的功课。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却是越来越模糊。若再问他们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情，更是十有八九说不明白怎么回事情。

可是另一方面，香港民间的反日运动，又往往冲锋在前，让台湾和内地都自叹不如。比如2005年日本美化侵华历史教科书事件发生后，香港六百多个团体联合发起“一人一信”运动，号召每一位香港民众写信给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抗议日本当局修改历史；上个月中旬，原定于九月末才启程的香港保钓船提前出发，除了回应小泉纯一郎八月十五日参拜靖国神社外，也暗中用实际行动提醒北京保钓所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其实是没有任何震慑作用。十年前因保钓而牺牲的保钓运动领袖陈毓祥，更是香港人的骄傲。如果说陈毓祥只是一个激昂的“左仔”，他去世后的棺材，覆盖着当时还未收回香港的中国大陆赠送的一面鲜艳五星红旗，并借新华社之口给予他高度评价：“他是高举五星红旗而去的，他是爱国烈士”，那今天的保钓起航以及反日运动，更多的影像焦点似乎都投给了民主党，体现出香港不分左右政党、亲疏派别的稀有团结一面。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8月8日就曾撰文，指出目前香港已经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反日据点，并担心两岸三地会以香港为中心形成新的反日同盟。这种担心，应该和香港反日运动有组织、有秩序、有支持、有关系的政治背景和地缘优势有着密切关系。

香港似乎天生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地，它融会中西又不中不西的特质，它看待日本一只眼怒火一只眼柔情的纠缠。香港人可以违反法律，给日本内阁官房长安倍晋三邮寄剃须刀片进行恐吓，但是又绝对不会抵制日货；他们可以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走上街头高举标语示威游行，但是又会在假期将日本作为主要旅游目的地进行考虑。事实上，自从日本外务省于 2004年4月1日开始让香港人享有90日内免签证短期逗留日本的待遇后，香港人旅日的风潮就好象内地开放自由行一样，猛烈而疯狂。根据万事达卡于今年五月中至六月初做的一项“MasterIndex旅游指数”调查显示，日本已经成为最受香港人欢迎的旅游地点，看一看充斥市面、屡登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日本旅游功略、指南类图书，就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但是仔细深想一下，香港的矛盾其实脱不开香港人骨子中务实而经济的传统。香港是日本第三大输出国，第二大输入国，是日本在亚洲的第七大投资地点，官方最新公布的总投资额数据为2.3亿美元；日资银行设立在香港的分行或办事处之数目比设立在纽约或伦敦的还要多，有超过60家日资银行在香港拥有分行或办事处，而包括银行在内的驻港日资公司已经超过2300家，并且雇佣了超过5万名本港员工；日语已经成为香港第二重要外语，学会日语是各行各业成功的捷径。在实实在在的生计和压力面前，香港人又如何可以泰然自若，仅仅去为了历史教科书的修改、靖国神社的参拜而抗争到底，丢弃那持久的现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