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思念

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正确观察、分析当前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开放就曾经成为一股甚嚣尘上的思潮。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贯彻执行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能过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与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的。

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
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本着与时俱进和务实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方略；其本质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及“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坚持改革为主线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定能逐步统筹解决城乡间、地区间、贫富间的差距问题，统筹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解决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相协调问题。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大阻碍，在于既得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通行无阻，越演越烈。历史已经证明，“让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这表明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

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显见，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资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给)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成为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产生严重扭曲。在一些本不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步履维艰。

仅以土地市场化为例，地方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从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
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使使用权拥有者的农民、居民利益受到损害。近年来城镇拆迁和农地征用环节的大量民事纠纷，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征用与土地要素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功能定位及权力运行程序的缺陷。

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深层次体制因素的表现，尤与行政管理体制息息相关。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比较多地在技术层面上效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较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因此，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书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列为各项改革之首，并首先突出解决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垄断专权问题，以此打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通道，实现市场经济完整推进。从职能上说，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公共资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开地向公众服务分配，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多样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复杂度都在增加；而我们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的极端判断，把问题归罪于改革。有人以个案来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判断，坚决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推进全面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还需要完善，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社会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

皇甫平是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

《曾经》这本书是那位灵机一动，将简体“梦”字拆开做自己笔名的香港填词人林夕最新散文集，其实文章都是旧的，是林夕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头两年出版过三本书的结合本，都是专栏结集，包括《某月某日记》、《即兴演出》、《盛世边缘》。十六年后，再一次重现在读者面前，读来又有几多对岁月的别样感慨和伤叹。书名叫《曾经》，因为那是林夕1985年出道时发表的第一首歌词作品，由钟镇涛演绎，横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让人难以忘怀。

全书共分六章，分别是“一个人的味”、“世纪末荒凉”、“总的是牵缠”、“活着自活着”、“此爱”和“感动”，连在一起看，就好像一首时间流转，空间变换的词曲。主人公流离于世纪变迁中繁华的都市会所，内心却一片苍凉寂苦。为了生计和未来，辛劳并坚持、执着并专心，在一场关于梦想的旅行中充满期待着前行。

事实上，曾经的林夕，从香港大学文学院毕业之后，任职过大学助教、报馆、电视台，同时为报纸杂志撰写七个专栏。当罗大佑与群星共唱《明天会更好》，崔健吼出第一声《一无所有》的1986年，林夕通过参加歌唱比赛负责填词部分辗转入行，正式晋身为专业词人，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于蛰伏中等待机遇的垂青，可以说是“个中多少苦，谁解其中味”。1989年，两首同为林夕填词的作品——张国荣的《无需要太多》和谭咏麟的《八十以后》互相较衡冠军榜，林夕才正式为词坛所瞩目。90年代初，林夕与罗大佑合作，加盟罗大佑音乐工厂，写出了一批批古典诗意与现代词汇相融合的名词佳作，正式奠定其香港“词坛教父”的地位。迄今为止，在21年的填词生涯中，林夕创作了将近3000首词章，获得了无数次大奖，也同时造就了一个通过一己之力更新华语乐坛的神话。在这个神话里，有林夕的罗大佑、林夕的张国荣、林夕的王菲、林夕的黄耀明、林夕的陈奕迅……

林夕的歌词，以对事物观察入微，对生活体味别致而著名。他的散文，虽然所涉及到的题材有些杂乱，但风格亦是如此，都是从小眉小目的身体语言和城市琐事出发，利用其丰富的文学修养和创造力营造情感的冲突和张力，展现他既含蓄又大胆，既细腻又澎湃的感情世界。从这本书中，可以随手采撷到类似的文字。比如在《地铁母子》中，林夕写到：“一个母亲抱着她的婴孩在怀抱，母子二人正奋勇在地铁月台上转车，在地图上由一条支线跳到另一条支线之际，忽然失足向前仆倒，母亲并不气馁，第一时间挣扎起来，没事人般又向前跑，迟了恐怕车门关上，迟了恐怕来不及冲最好的奶粉给婴孩充饥”。本来只是一段怀抱婴儿的母亲在地铁转车时发生的简单小事，却在林夕的笔下似乎转变成了一曲俏皮松快，而又略带紧张的小调。跳跃的音符不仅勾勒出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而且也延展至想象部分，一句“迟了恐怕来不及冲最好的奶粉给婴孩充饥”，挖掘出一个平凡中透出感动的母爱形象。

林夕在书中提及他当时的文笔风格“有点临摹李碧华加亦舒”，有舆论因此而评论，就整本书而言，林夕此言不实。亦舒的文字明快干脆，观点独到犀利，李碧华的文字凄艳华美，深浅处皆蕴涵哲理。比起写词的林夕，他的散文文句过分琐碎散乱，隐晦难懂，感性的成分常常细微至末，宣泄而出，和李碧华、亦舒对比起来，总感觉有不少距离。然而，正如林夕在书中自序而言：“（这本书）充满了私人日记的贩卖，主要是对这个世界杂架摊的眉批，你可能不同意，但希望你会因更加了解我而了解我见的世界；也有些在大学宿舍生活的感受，你可能没有，但我希望看过后你会感同身受”。

是的，我们不应该去苛责当时那个初出社会做事，并刚刚开始在娱乐圈为写歌词忙得千帆并举的青涩作者。我们应该庆幸，在十六年后的今天，可以通过阅读这些一字不易的文字，看到一个乐钟于观察体味，会为了身边琐事而触发敏锐情感的真实作者，这才是本书最弥足珍贵的地方。

因为从今时今日往回看去，那些个过往和记录，都只是曾经。

《曾经——林夕90前后》 林夕著
皇冠书业 2006年

换1800港币到人民币
结果只换到1781人民币
这个世道，风水轮流转
香港人呐，要小心了！

1978年底，《今天》秘密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作为1949年后第一份非官方的文学刊物，它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关、出版社和大学区。两年后被警察查封，1990年夏天在海外复刊，直到此刻，在美国圣母大学举办纪念活动。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历史似乎不能前瞻，只能回首，穿过岁月风尘，我们看到那几个围着一台破旧油印机忙碌的年轻人。而他们看不到我们。

《今天》在中国出现，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呐喊，为此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遍及美术、电影、戏剧、摄影等其他艺术门类，成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与艺术的开端。 

25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早期《今天》相比，在海外复刊的《今天》面临着远为复杂的局面：权力与商业化的共谋，娱乐的泡沫引导着新时代潮流，知识界在体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倾向，以及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分崩离析的危险。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一本油印的中文刊物漂洋过海，在另一种语言的环境中幸存下来，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吧。在这个意义上，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

在这里我要感谢圣母大学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欢聚一堂。这并非为了告别的纪念，而是为了送《今天》远行。在这送行的行列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学专家，他们的激励与批评是一种动力，让我们更勇敢地面对危机迎接挑战。我要特别感谢的是五位美国作家，包括Maxine Hong Kingston, C. D. Wright, Robert Coover，Russell Banks and Michael Palmer。他们专程来参加《今天》纪念活动并为我们朗诵，以示对一份处于困境中的中文刊物及中国同行的支持。我相信，在大家的祝愿下，《今天》一定会走得更远，远到天边，直到和当年那些年轻人和明天的孩子的身影合在一起。
    
2006年3月19日
于Notre Dame